“由西汉蜀郡太守文翁所开创的巴蜀教育传统一直深深影响着后世的地方官，它是天府文化源远流长持续繁荣的基础。”成都图书馆馆长肖平表示。

2010年11月在成都天府广场附近出土了两块东汉石碑，即《李君碑》和《裴君碑》，两块石碑共镌刻文字2000有余，二碑皆为典型的颂德碑，是两位东汉蜀郡太守在世时，由下属同僚们共同发起捐刻而成，集中记述了两位郡守在任时对蜀地的贡献。一是立官学重教化，二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比如李君任蜀郡守期间，就恢复地方官学，在教员中注重引入儒、墨方面的专门人才，还曾组织人力搜集整理蜀地文化名人司马相如、扬雄、严君平等人的文章著述，并亲自撰文推广，为巴蜀文脉的薪火相传作出了积极贡献。裴君任蜀郡守，也是特别注重教育和民风民俗的淳化。由此可见，由西汉蜀郡太守文翁所开创的巴蜀教育传统一直深深影响着后世的地方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碑文透露了两块石碑最初所在的位置，即在地方官学建筑所在的‘殿堂’中，这就是说，东汉时期天府广场石碑出土地曾为官学所在地。”肖平表示，根据史籍记载，由西汉蜀郡守文翁所创立的石室官学在东汉时已升格为州学，而且其址仍在石室旧址，那么天府广场附近的学校可能就是新设立的郡学（或分校）。由此可知，成都官学传统历来就十分兴盛，一直影响到后世出现的诸多书院。“古代地方官学主要有三大职能：一是教学、二是藏书、三是祭祀。从李君碑和裴君碑上面的文字，我们可以清楚地窥见这三大职能是如何相互交融和传递的。在当时，立碑之地既是成都的郡学，起到教育教化的作用；又是当时藏书富集之地——我们从‘石室十三经’以及石室藏书传统就可以知晓；当然它也是祭祀李君、裴君这样的为地方发展作出贡献的地方官所设立的生祠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