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邱华栋：生命的温度与想象的翅膀

我写短篇快三十年了。最早《永远的记忆》写于1984年，我十四五岁，写的是一种感觉和心理状态，应算小小说，两千多字。到大学后写了关于少年记忆的系列短篇《我在那年夏天的事》，50篇，每篇六七千字，一般都有一个符号和象征物作为核心，比如《风车之乡》里的风车，《雪灾之年》里的大雪加飞碟爆炸，表达的都是关于青春期成长和窥探世界的那种惶惑、烦恼和神秘感。

每次写短篇，我都把结尾想好了，因此，短篇写作对我很像百米冲刺——向着预先设定好的结尾狂奔，语调、语速、故事和人物的纠葛都需要紧密、简单和迅速。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我感受到城市的巨大张力在我的精神世界里的投射，于是花了七八年写了《时装人》系列小说，共五十篇，每篇都有一个诗歌意象，都有着诗意的追寻和城市异化带来的那种变形，但这是写意而不是写实。

记：2000年以来你将目光投射到了社区人、中产阶层……

邱：2000年后，我写了《社区人》系列短篇，分《来自生活的威胁》与《可供消费的人生》两个集子出版，共60篇，每篇增加到了八九千字，大部分是写实的，都有完整的故事和相对多面的人物，写出了新的都市人的生活侧面和精神投射。这个系列到2010年我就不再写了。

多和少的体悟是短篇的关键

记：请谈谈两部短篇新作。

邱：2010年至今我写了《十一种想象》和《十三种情态》。《十三种情态》有13篇，与当代情感、婚姻、家庭有关，小说题目都只有两个字：《降落》《龙袍》《入迷》《禅修》等，篇幅1.5万字。

从二十多年前的一两千字，到如今1.5万字，我也在思考为什么经历了这么久？对我来说，如何写短篇小说，一直有一个“多”和“少”的问题。1.5万字的短篇，时间跨度与人物的命运，都有很大的空间感。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少”的胜利。我觉得他的简约和“少”，是将一条鱼变成鱼骨头端上来，让你在阅读时，通过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想象力，去恢复鱼骨头身上的肉——去自行还原其省略的部分，去增添他的作品的“多”。这对读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卡佛不是我喜欢的小说家，因为“少”使他显得拘谨。我还是喜欢骨肉分配均匀的短篇小说，比如约翰·厄普代克和约翰·契弗，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莫言、艾丽斯·芒罗的短篇，他们将“多”和“少”处理得非常好。在多和少之间多加体悟，可能是写好短篇小说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