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格学术分类上，白郎使用的“地脉”一词，被他赋予了崭新内容和品格。他整合了历史地理、人文地理、经济、政治、风物、风化等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和思考，称其为“互文”写作也许更为恰当，但他清醒地把交错的文体控制在文学的格局当中。这也决定了《中国人文地脉》一书的文体性质——博大、纵深、绵长而细腻。作者富有激情的叙述语体，使本书避免了艰涩和浅尝辄止的同类亚学术著作的通病，《中国人文地脉》当中很多独具个性的观点，一直支持着我的阅读信心。这也可以发现，在借鉴相邻学科方法上，白郎很注意这些方法对人文地理学的适应程度，并尽力将它们转化为自己的思维方法和技术方法，自我创新的痕迹明显。

作者认为，某种神秘主义紧紧抓住了中国人的内心，这种神秘主义把宇宙、社会、个体生命视为一体性，在它蓬勃而博大的气象驱使下，人们觉悟到将责任和自由统一起来的内在良知，这一“良知”的核心是明心见性的灵动根脉，它就像一棵树的根基，在生活中外化为仁、义、礼、智、信五个树杈。

因此，透过中国人文精神那静美的阔大面庞，穿过中国深厚而古老的传统大地，蓦然回眸，我们实际上已经察觉到，无论是灿烂的荣光，还是沉重的耻辱，中国文化最动人之处，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神秘而敞开的亲密交流，以及这种交流所形成的生活和文化。对中国人来说，灵魂的拯救不是来自于上界的神，而是来自于脚下的大地。正所谓：“云烟影里见真身，始悟形骸为桎梏；禽鸟声中体自性，方知情识是戈矛。”

这就是说，作者并不为神秘主义所局限，他是希望在人文地理的谱系当中融入理性精神，最根本的着力点，在于弘扬一种人文精神。相对于理性精神而言，人文精神尊重人与自然的价值，注重人的精神生活，在强调人文效益和文化含量的同时，使人们对自然有了更为深入的体会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