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成都“红庙子”推动柜台交易写入《证券法》

赚钱的示范效应使得“红庙子”的人气暴涨。

成都老股民穆丞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讲述了他见过的“红庙子”。“沿街摆摊都是大户。他们一般是一把小竹椅，一个小桌子，再立上一张写满股票名字的纸板，买卖就开张了。”穆丞说，“街上熙熙攘攘挤着的都是散户。这些散户把股票、股权证、身份证复印件拿在手里，举在胸前，一边拥挤着往前走，一边讨价还价。既是卖家也是买家。”

“那时候从街南头500元收一张可转债，挤到街北头卖掉，就能赚500元甚至1000元。”穆丞提起当时的情景依然留恋，而1990年代初成都人的月平均工资也不过500元左右。

在利润的刺激下，无论是农工商，还是学生、干部、教师都从四面八方赶来，自发参与交易。成都市场的范围也从红庙子街，向四周延伸。

前述证监会人士分析“红庙子”当时的交易方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少量的企业债券需要在四川金融市场证券交易中心挂牌委托交易过户。买卖双方谈好价格后，去办理柜台转让。另一种也是最多的一种，买卖双方谈好股票（或者股权证、债券）的价格，直接当面交易。

这种交易是在众目睽睽下进行的，“一方查验股票、身份证，另一方哗哗数钱。当面货款两讫，跟菜市场一样。”穆丞回忆道，交易信息被围观者迅速传播开去，直接影响下一轮的交易价格。

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助理巡视员丁弘曾经这样描述：“鼎盛时期的‘红庙子’，只有疯狂，没有理性；只听消息，没有道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证、法人股，拟发行的认购证，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凭证、交款收据，本地的、外地的，“红庙子”一概都炒。什么公司的盈利能力、资产情况、发展趋势，什么市盈率、市净率、分红情况都不管，也都不懂，有钱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