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地理》聚焦成都:从古蜀道到新丝路
当然,治乱之事,本在于天时地利人和。道路何罪之有?故也有一说,这条金牛古道,是战国后期由蜀国与秦国共同开发,以商贸与文化交流为目的。借此,关中平原和四川平原两处“天府”相连,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关陇与巴蜀成为中国文化和经济的强健后方。
千百年来,金牛道一直是川陕间最重要的干道。到新中国成立前,仍是从陕西入四川的必经之路,1935年,国民政府修建川陕公路(现108国道大部分)、1952年,新中国从成都动工修宝成铁路,都是沿着金牛古道的南北走向修建。可见,古人的智慧仍为今人所用。
金牛道上,留有君王的治乱之泪,也留有文人墨客的别赋感怀。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在前线抗金被调回的陆游,经蜀道,过剑门,写下了一首《剑门道中遇细雨》:“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这首诗几乎暗合了那个文采风流却国防无力的南宋王朝之命运。元初忽必烈,正是借金牛道,灭巴蜀,出三峡,摧毁了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建立了元朝。
与之形成鲜明比照的是唐朝,从长安至成都,近三百年的“天下诗人皆入蜀”,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再次繁荣了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其中就有让“蜀道”千古留名的李白。还有在蜀中生活了近8年的杜甫——他足足写了900多首诗。他们三三两两、一代一代,经由金牛道,进入湿润安稳的成都平原,山河的壮美,国力的强盛,时局的动荡,化入他们浩如烟海的诗词中,成为蜀道历史与川西文化的底色。
期间,蜀道与南、北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联通,形成更为开放的、甚至着眼于亚欧大陆格局的道路交通网。从长安通往山南、剑南、吐蕃、南诏,无一不经由密如织网的蜀道,商旅与行人,诗人和皇族,都要经停“扬一益二”的成都,使成都成为华夏文明的战略大后方。川音与川菜,川女与川剧,蜀绣与蜀锦,丝绸与茶叶,输入与产出,极尽繁华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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