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蘅：成都城隍庙里笑语欢声

不怒自威孙老师

音乐教室设在礼堂东侧最靠里面一间很暗的房间，一个风琴，一个小黑板架夹着一张毛笔抄的歌谱，几排条凳，但音乐课还是我们喜欢的课程。陈老师的家在礼堂西侧，与音乐教室相对，她应该是上班最近的老师了。上课时，她两岁的女儿有时会跑进来看，红脸儿笑成一朵花，这时，老师笑同学也笑，课堂平添乐趣。

礼堂东、西两侧另有几个房间，西侧还有常识课老师的家和美术老师的教研室。记得常识老师给我们讲“水的三态变化”，美术吴老师教我们画过向日葵，画革命圣地延安、韶山，画戴红领巾的学生……多是当时宣传画上的内容。礼堂东侧最靠外的办公室很敞亮，是每学期开学报到缴费的地方，记得一学期的学费是3元多。报到时还要填一张表，上面有家庭出身一栏，我填写的是干部。看同学们有填工人的，有填革命军人的。那时我就在想，如果出身地主或资本家，那心理压力不知有多大呢。

1976年9月的一天下午3点过，所有班级的同学被通知到礼堂集中，等候收听重要新闻。舞台正中放了一张桌子，桌上放了一个大收音机，大家不知发生了什么，有种不祥的预感。随着无比低沉的声音说出“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4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开始播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不一会儿，哭声传遍了整个礼堂。

我们小学的班风一直很差，一些同学太调皮，不好好学习，遇到不厉害的老师，上课常常互相打闹，乱成一团。只有两个老师能“镇住堂子”，一个是教书法的陈老师，他也是高年级的语文老师，是全校写字写得最好的人，长得有点像英俊版鲁迅，有种不怒自威的风度。另一个是上5年级时新换的班主任孙老师，一个很有教学经验的老太太，她一来，班风立刻大变，课堂上清风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