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层面看，农民工不愿‘农转非’是从成本收益的角度作出的理性选择。转为城市户口以后，在城市就业所得到的工资收入减去购房、安家、生活等成本，是农民工的净收入。要不要放弃农村的各种权益，就要看净收入对他们有没有吸引力。”胡俊波说。

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有关专家表示，城镇化的短板主要体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高，许多进城农民工没能享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没有相应的市民权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农民真正关心的是“农转非”能够带来什么，增强农民“农转非”的意愿关键要算清账。城市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变农民主要依靠家庭保障的传统方式；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将农民工纳入各类保障房体系中，提升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让新市民共享城市公共服务，真正在城市“安家落户”。

“当下，农民工群体也产生了分化，老一代农民工乡土情结重，他们更愿意返乡。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重要的是健全农村产权制度，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保证他们在农村也能过得幸福。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更加强烈，他们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力量，对于他们应该完善城市的保障制度，让想留的年轻人能留得下。”李国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