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梦秋还表示，应进一步创新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行政问责约束机制，规范政府的公共投资行为，将有限的公共资源配置到公共服务供给的薄弱环节。加强公共服务建设的论证，增强评审与决策的透明度，使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的供给方面从决策到执行等各环节都有绩效评估和问责跟踪。

“只有通过将公共服务满意度测评的内容加入政府考核中并形成有效的问责机制，才能让公共服务满意度测评发挥出最大作用。”余梦秋表示。

解读二：如何提升公共服务满意度

畅通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

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

“从2016年公共服务满意度测评结果来看，近郊和远郊区的满意度不及中心城区，这也反映出成都农村的公共服务与城市的公共服务还有一定的差距。”余梦秋表示，下一步，成都仍需加大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的力度，建立多主体、多层次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和机制，畅通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促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

她建议，成都应进一步促进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鼓励社会组织供给公共服务，形成以“政府引导、部门支持、社会捐资、民主管理”的运作方式增加公共服务供给。鼓励农民建立自治性组织或完善已有的合作组织，增强其为农村综合服务的功能，使其成为供给公共服务的制度外主体。

同时，要保障公共服务的资金供给。基本公共服务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其主要来源于财政，这是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要加强公共财政支出的“硬约束”，强化和提高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同时，还需要建立社会融资机制，大力发展PPP模式，形成有效促进政府和社会资本结合的制度体系，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

她还表示，要着力完善公共服务的需求反馈机制，建立能表达公共服务真实偏好和自主选择的机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工会、网络、媒体、社会调查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各种途径真实表达公共服务需求。特别是针对农村地区，要拓展村（社区）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范围，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机制改革，保障农民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表达的民主权利。本报记者 杨彩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