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庭栋：我对成都的理智与情感

　　对话

　　希望年轻人为“老成都”多做点事

　　巴蜀文化研究“万金油”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今天我想听听您摆摆这30年的路，是什么机缘让您研究巴蜀文化的？

　　袁庭栋（以下简称“袁”）：我不是专业工作者，读书时学的是历史，喜欢搞一点业余治学，原来主要在中国文化史领域中写点东西，把注意力放在巴蜀文化上可以说是因为两次“临危受命”。198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要出一套《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其中有一本《巴蜀文化》，但出版社找遍川内，没人愿意写。作为四川人尴尬啊，我大着胆子接下这个活路。第二次是写《巴蜀文化志》，这本书是《中华文化通志》之一，《中华文化通志》全书100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套中华文化丛书，1993年在《人民日报》登了目录向全国招作者，然后他们来选。成都也是无人接招，我是巴蜀书社一个编辑，原本没有资格去报。当时隗瀛涛老师（曾任川大副校长）还在，他动员我去试试，结果批准了。

　　记：成都很多人搞巴蜀文化啊。

　　袁：是呀，搞古蜀和三星堆有林向和段渝，搞秦汉的有罗开玉，每段都有，组织《巴蜀文化》书稿时，因为我是历史编辑，辽宁教育出版社托我约稿，我找了川大，找了社科院，都没有人接，非常着急呀。

　　记：这里面是什么原因？

　　袁：他们都是专家，各人搞一段，搞先秦的不搞秦汉，搞唐宋的不搞明清，搞古代的不搞近现代。过去计划体制都是这样分的，没哪个愿意当“万金油”。可那时候需要有一个把巴蜀文化进行综合研究全面论述的人，我就去当了这个“万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