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新作《青鸟故事集》：用温情与敬意诠释历史

记：我印象里，你至少三次前瞻性地提出观点引起世人关注：一是2000年针对历史的平民史观写作；二是2008年你担任《人民文学》主编时力推“非虚构写作”；三是你对亚洲与欧洲、东方与西方的文学性想象的对比……

李：我曾经说，人类一定是相互想象的，我们对西方的认识和理解，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文学作品。想象会有偏差，但偏差不能阻挡我们的相互想象和交流。比如对郑成功的认识，我们的印象基本上是他早期的抗清和后来的收复台湾，其实他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明代禁海后，民间海上活动非常活跃，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大量民间商人在正史叙述中都是“海盗”，但现在看，这些民间海商活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甚至为后来我们海上疆界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依据。从日本到菲律宾，从东海到南海，先民们冒着巨大的压力、风险、困难，与日本、荷兰、西班牙等国家展开激烈竞争，而且占了上风，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段历史。

元写作是一种精神

记：如何评价自己的写作？是一种由跨文体构成的“超级写作”吗？

李：从写作方法上我基本认可“超级写作”，但我未必是跨文体。准确说，我向往的是一种朝向元典的元写作，这是一种精神，不是文体学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所有问题，在《左传》里均可以找到踪迹。那是民族的元典，展示出强有力的语言与强有力的精神。可惜的是，春秋时代斩钉截铁的问题，被当代人搞得非常复杂和暧昧。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如果没有从元典里吸取滋养，后来因为各种训令形成的价值观就是可疑的。

如果说柏拉图的《会饮篇》展示了人类的基本问题，并且得到了可贵的延续和发展的话，那么中国的元典并没有得到一流头脑的诠释，既然如此，弘扬与继承就更无从谈起了。《青鸟故事集》是对异质经验的涉入与旁出，其现实意义可能要高于16年之前。尤其是在一个面临中华民族复兴的时刻，我们就必须深入研究汉唐作为伟大帝国的高标，它如何与西方发生关系？

记：你如何看待文学与吟唱？

李：我不大相信口述实录。一个人口才再好，笔头很烂，这两者没有关系。但吟唱不同。走在天地之中，心中有歌要唱。这就是文学，这就是荷马，这就是元典精神，这就是鲍勃迪伦给我们的启示：我们需要不断返回元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