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评论：干预孩子不良行为不是私事 家庭教育亟须专业指导

家长纠结——越用力，越焦虑

对于履行家庭教育和监护职责不力的家长，是不是简单的“责令改正”就可以了？实践表明，把教育和监护的职责简单地推给家长，常常不能取得预期效果。

10月27日，星期六，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闭幕的次日，北京景山学校远洋分校举行了一次家长课堂，邀请家长教育专家陈艳传授“青春期孩子的相处之道”。

与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交流不畅，是赶来参加活动的家长们普遍的焦虑。“越焦虑，越用力。”主讲人陈艳分析，许多家长不是不管教孩子，而是管得太多，管得不对，不讲方法，不得要领。于是，只能陷入越管越生气、越管越灰心的死循环当中，引发极度焦虑。

很多案例表明，亲子关系的僵化和对立，常常会成为未成年人沾染不良行为的推动力。在未检一线工作十多年的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未检部门负责人杨新娥告诉记者，办案中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形。

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因为家长把手机扔出了窗外，也跟着跳了楼。——活动现场，专家陈艳分享的这个案例让很多家长都有共鸣。“沉迷网络以至于影响正常学习和生活”这一被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列为不良行为的问题，成为众多家长在管束子女中遇到的棘手难题。“明明知道孩子沾染了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可是青春期的孩子，你说他不听，又不能来硬的，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学会与孩子“智慧沟通”，是家长课堂上主讲人陈艳与家长分享的重点内容。但一些家长在活动结束后感叹，一堂课虽然触动很大，但远远不能解决亲子日常沟通中遇到的问题。

对于家长来说，充分认识到自身承担的监护职责，有了担起职责的意愿，不过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越来越多的家长认识到，家庭教育是一门学问，需要不断的学习。孙女士表示，特别是在亲子交流中遇到具体问题时如何应对，特别需要及时、专业、有针对性的指导。

检察官杨新娥结合多年的工作实践告诉记者，对于沾染不良行为，特别是已经走向犯罪的未成年人的矫治过程，除了有关部门对他的行为进行干预，重建亲子关系也很重要，但是要想打破僵局，只靠涉事未成年人的家长来努力，难度很大。

“(亲子间)出现了问题，我们都能感觉得到。但是进入逆反期的孩子，光靠家长去努力，很多时候力不从心，如果学校或者其他组织能够参加进来，搭建亲子交流的平台，帮着疏导孩子的情绪，效果会好得多。”孙女士看过很多调解家庭矛盾的电视节目，感触很深。

然而事实上，大多数家长遇到问题时，并不能及时获得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

代表建议——依法推进家庭教育指导体系构建

“家庭教育指导”这一概念，虽然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中多次出现，但规定都很原则，如何具体开展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仍显模糊。

在审议这两部法律草案时，多位与会人员就此发表了看法。吕薇委员在发言中表示，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并没有规定网络素养、家庭教育指导等核心内容是什么，由哪个机构来研究制定规划，以及如何系统推进相关工作等。吕薇、杨震委员都建议，围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新增规定，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网络素养、家庭教育指导等展开专门研究，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制定相应的规划。

但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看来，“家庭教育指导”只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进行强化，是不够的。家庭教育究竟怎么做，它的着力点、抓手在哪里，政府、学校、社会、家长在其中究竟是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地位等，都需要法律进一步明确和界定。

“解决这些突出问题，需要国家尽快出台专门立法进行规范和引导，强化细化监护人家庭教育主体责任，明确各相关部门职责，推进构建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系统，为家长履职提供必要的指导、支持和服务，从源头保障家庭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实现家庭教育工作有法可依。”在接受采访时，周洪宇还建议，应在师范院校开设家庭教育专业，培养专门人才，为开展家庭教育打下坚实基础。

多年来，周洪宇一直在为推进家庭教育立法而呼吁。今年全国两会上，周洪宇提交了“关于加快制定《家庭教育法》的议案”，尽管没有拿出完整的建议稿，但给出了家庭教育法要关注的问题、立法宗旨、立法对象、立法适用范围、责任部门等。周洪宇认为，应该通过立法构建各方参与的立体化教育体系。

事实上，这一工作在国家层面也已经受到重视。在201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提出，“家庭教育专业性强，需要科学系统的指导，今年要研制家庭教育指导手册和家庭教育学校指导手册，针对不同学龄段设置课程、开发教材、举办活动，引导家长掌握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要通过家委会、家长学校、家长课堂、购买服务等形式，形成政府、家庭、学校、社会联动的家庭教育工作体系。”

实现家庭教育优质化，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