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史批评家曹星原：悟境与中国油画

对话

士人精神是文化复兴之魂

从士人精神看文人画

记者（以下简称记）：文人画在现当代越来越显示出其作为，画坛上大多作品争相以新“文人画”为标榜，尚意之风俨然成为审美潮流。然而“文人画”的倡导者苏轼以及明确提出者董其昌并非着意于开拓一个不同以往的新画种，“文人之画”（董其昌语）以首要确定文人身份之方式来判定是否属文人画。对此你怎么看？

曹星原（以下简称曹）：应该首先弄清楚“士人”和“文人”的区别。在我看来，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人士即是士人；文人则是具有才气文采的风流人士，相比士人更加轻薄而懂得情趣。文人是以赋诗作文的才华擅长，而士人却是注重至道弘毅的学样处事；文人标举的是个性的风流倜傥，士人畅谈的是天下是非风范。我们不妨确切具体表达为——苏东坡是士人而非文人。

这就涉及士人精神与文人精神的区别。苏东坡创立的士人画和画中所蕴含的士人精神，很明确，文人画是士人画的演绎、流俗、式微之后的结果。通过对比宋朝的宫廷画、匠人画和文人画的关系，可以发现，通过“观景、对视、在景”的方式来欣赏传统的山水画，才能理解苏轼的士人精神，解读“在我所在、在我所思、在我所想”的绘画境界。

记：实际上，士人精神在古代并不局限于士的阶层，而是受到全社会推崇，并成为上流阶层效法的人生圭臬。

曹：《隔江山色（元代绘画1279-1368）》是高居翰（注：著名中国艺术史学家，曹星原前夫）关于中国晚期绘画史写作计划的第一种。元代是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时代，却也是中国文人画发展最具活力与原创性的时代。在蒙古人废科举制度的情形下，读书人面临着变节或失业的两难窘境，很多文人政途不通，转而以为人占卜、代书或绘画为业。我曾说过，士人精神是文化复兴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