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十月，杜甫离开秦州（今甘肃天水）赴同谷（今甘肃成县）；十二月，又离开同谷，开始了入蜀的行程。在流离困顿中，杜甫将途中的险山奇水，连同自己的心境、感触一并付与诗中，将千里山川风貌一一展现于组诗。这两组纪行诗，从《发秦州》到《凤凰台》十二首，从《发同谷县》到《成都府》十二首，全以地名为诗名，踪迹可寻，历历可考，可谓完整真实地将蜀道的风光、艰险通过诗歌艺术地再现出来了。

由于杜甫当时正处于政治失意、生活困顿之时，所以组诗中的道路，“山峻路绝踪”“天窄壁面削”“千岩自崩奔”“水寒长冰横”“屡跼风水昏”“霜浓木石滑，风急手足寒”，还有“熊罴哮我东，虎豹号我西”“冥冥子规叫”……尽管笔端流露出很强的感情色彩，但凭借跋山涉水走过来的真实体验，依然描写出了蜀道山川“山色佳有馀”的雄壮、险峻景色和淳朴的“地僻无网罟，水清反多鱼”的民风民俗。冯至在《杜甫传》中评说：“其中没有空幻的高和奇，只有实际的惊和险。”

杜甫组诗中“只有”的恰巧是李白《蜀道难》欠缺的，而其“没有”的，又恰巧是《蜀道难》所张扬的。这不仅是两位伟大诗人诗风不同所致，更是创作时依凭的不同造成的。杜甫凭的是一步一步亲历的真情实感，而李白所依仗的主要是传说想象。

李白五岁随父迁居蜀中，没有史料说明入蜀的路线，有人推断可能走的是陇蜀官道。二十五岁李白出蜀，史籍记载是出三峡走水道，其后一生再也没回蜀地了。可见，李白对陇蜀道并不熟悉。几十年后写《蜀道难》，儿时的蜀道记忆已模糊而不具体，虽有当时蜀道亲历者的传言可参考，但对李白来说，“蜀道难”就可能只是一个不具体的概念。仅凭儿时记忆和概念，要将“蜀道难”演绎成千古流传的《蜀道难》，非借助传说想象而不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