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治乱之事，本在于天时地利人和。道路何罪之有？故也有一说，这条金牛古道，是战国后期由蜀国与秦国共同开发，以商贸与文化交流为目的。借此，关中平原和四川平原两处“天府”相连，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关陇与巴蜀成为中国文化和经济的强健后方。

千百年来，金牛道一直是川陕间最重要的干道。到新中国成立前，仍是从陕西入四川的必经之路，1935年，国民政府修建川陕公路（现108国道大部分）、1952年，新中国从成都动工修宝成铁路，都是沿着金牛古道的南北走向修建。可见，古人的智慧仍为今人所用。

金牛道上，留有君王的治乱之泪，也留有文人墨客的别赋感怀。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在前线抗金被调回的陆游，经蜀道，过剑门，写下了一首《剑门道中遇细雨》：“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这首诗几乎暗合了那个文采风流却国防无力的南宋王朝之命运。元初忽必烈，正是借金牛道，灭巴蜀，出三峡，摧毁了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建立了元朝。

与之形成鲜明比照的是唐朝，从长安至成都，近三百年的“天下诗人皆入蜀”，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再次繁荣了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其中就有让“蜀道”千古留名的李白。还有在蜀中生活了近8年的杜甫——他足足写了900多首诗。他们三三两两、一代一代，经由金牛道，进入湿润安稳的成都平原，山河的壮美，国力的强盛，时局的动荡，化入他们浩如烟海的诗词中，成为蜀道历史与川西文化的底色。

期间，蜀道与南、北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联通，形成更为开放的、甚至着眼于亚欧大陆格局的道路交通网。从长安通往山南、剑南、吐蕃、南诏，无一不经由密如织网的蜀道，商旅与行人，诗人和皇族，都要经停“扬一益二”的成都，使成都成为华夏文明的战略大后方。川音与川菜，川女与川剧，蜀绣与蜀锦，丝绸与茶叶，输入与产出，极尽繁华之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