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灭亡后，王建在四川建立前蜀政权，定都成都。王建称帝前是唐朝旧臣，曾任职宫廷禁军（即神策军）的首领，对宫廷礼仪十分熟悉。”马文彬告诉记者，王建称帝后，事事都想仿效唐天子，以显正统，其中就有将当时成都乐工比较集中的“乐营”改为唐时的“教坊”，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宫廷乐队。永陵棺床腰身处所刻的二十四乐伎便是王建宫廷乐队的一个缩影，昭示着成都当时作为音乐之都的繁华。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成都乐器制造业也十分发达。马文彬告诉记者，有史料记载，当时成都私人作坊生产的“雷公琴”闻名于世，并以徽记来表明它的品第，类似于现代商品上的商标及等级标志。这说明，当时操琴弄弦之人一定为数不少。在二十四乐伎中更有多达20种乐器，若这些乐器都有这些类似的生产工艺，可以想见当时成都的乐器制造业是何等的兴盛。

“中外合璧”促成音乐交融

马文彬说，从二十四乐伎中的乐器组合来看，乐伎使用20种乐器以龟兹乐（西域民族音乐）为主，清商乐（汉族大曲）为辅，又吸纳天竺（印度）等外国器乐，是由雅乐向龟兹乐为主的燕乐转变时期的代表。一些音乐专业研究人士称这一组石刻乐舞为混合乐队，这种混合体现了前蜀时期，成都地区同其他地域间的文化大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