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议的镜匣子
更多的事情就让人倍感稀奇了。
最早让成都人领略照相术的，是光绪年间的吴焯夫。吴焯夫与平安桥天主堂司铎杜融（法国人）过往甚密，经过杜融的介绍，在上海学得照相、石印技术，于是带回照相机和手摇小石机，于光绪九年（1883年）在桂王桥开办了一楼一底的“涤雪斋”照相馆。后来在华兴街又有了“有容”照相馆，是广东人梁笑山办的。上世纪初，梁笑山买了一部八寸木制三脚架相机，用背篼背着来到成都。到了后来成都照相馆竟不下数十家。照相术让人弄不明白，何以一具镜匣子，能把不同影子，连一缕头发之细都逼真地照下来？所以老成都就有了一种说法，照相是把人的元神摄到纸上，照相之后，不死也要害场大病。可毕竟还是有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照相之后既没有死又没害病，看客们遂胆大起来。那时的照片是黑白的，初尝照相甜头的人却已不满足了，还要在照片上着色。着色最佳的就是吴焯夫的照相楼。起初接受照相术的成都人，“镜头感”较差是自然的，于是就留下了表情呆滞、略嫌造作的老照片。对于今人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
街上不准喂猪
数度东渡日本的周孝怀出任四川巡警道和劝业道后，力主新政，成都风气为之一变，成都人见到了更多的“洋派”。《成都通览》记载的警察之“善政”，有“街道无渣滓无死鼠死猫，街边尿缸一律填平，各街茅房（即厕所）改良尽善，病猪肉不准入城，旅栈添窗通空气，认真大修理阴沟，井边不准淘米洗衣，染房臭水不准乱倾，街上不准喂猪”等。巡警道之所为颇像一个市政府，在成都建立了一些新秩序，这对于大乡场似的老成都来说，规矩未免过多。但过后人们却感受到规矩的好处。更重要的是，新的规矩是更接近都市文明的。及至周孝怀出任劝业道后，成都人更是眼界大开：在城市里原来是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
周孝怀最著名的业绩是令成都人津津乐道的“娼”“场”“唱”“厂”。“娼”，治理娼家，对妓女实行分类管理；“场”，兴建成都近代第一个商业中心商业场；“厂”，倡办乞丐厂、纱厂、造纸厂等实业；“唱”，改良戏曲和兴建戏园。成都由此开始，有了一点近代城市化的意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