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玲：记得过年的欢快喜庆

大年三十晚上，等外公最后从东郊的工厂回到家，天已擦黑，一家人便围着一张旧方桌团年。有一个规矩，首先要本家的先祖来吃，然后我们才能动筷子。任何人都不准发出声音，我外婆口中念叨着列祖列宗的名字，请他们回来享用年夜饭。我眼睛一眨不眨盯着方桌上方为祖先摆放的酒和筷子，结果发现根本没动静，又不敢乱开腔。

长辈先吃，小字辈才能动筷子，这是我们从小学到的规矩。看到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动筷子了，我才夹起一片肥腊肉匆匆送入嘴里，那种感受简直不摆了。堆满方桌的菜五花八门，“假冒伪劣”占大多数，使我终生难忘，一直以为那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佳肴。

正月初一最愉快，这天可以不做任何家务，大人们全包揽了。早上起床梳洗完毕，穿上新衣服，就去给外公外婆拜年。外公说现在是新社会，大礼就免了吧。我们几姊妹便给外公外婆行点头礼。拜年后，外公给我们发压岁钱：每人12张1角的崭新纸币，寓意月月红。爸爸妈妈从来没有给过我们压岁钱，只有外公每年必给。我的压岁钱从来都没有自己花过，在怀中揣上一段时间后，就被妈妈永久地“借”去了。

正月初一早上吃汤圆，中午吃面条，美其名曰金线吊葫芦。

午后，外公带着我们到青羊宫耍。最有意思的是摸铜羊，据说哪里痛就摸哪里，灵验得很。

爷孙几人在青羊宫玩到吃了糖油果子三大炮，逛到天黑，欣赏了花灯才回去。整个园林灯火辉煌，琳琅满目，“荷花仙子”“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小鲤鱼跳龙门”……怎么也看不够。

儿子说

最喜欢得压岁钱

没兴趣吃团年饭

我儿子赶上了改革开放时光。与我们的童年相比，儿子从生下来那天起，天天都在过年，再也不像我小时候，过年才能吃上一回汤圆，还要自己用磨子推。传统春节那些吃大肉、穿新衣、逛灯会之类项目，在儿子面前已成了小菜一碟，他只对压岁钱还感兴趣，但胃口越来越大，我们给一次至少200元。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当知青从农村调到工厂，每月工资才18元。

记得有一年问儿子过春节有什么愿望，他盯着我半天才说：“春节嘛，我最喜欢压岁钱，能得到一两千块钱就满意了。还喜欢放火炮，可惜又不准放。至于吃团年饭，我没一点兴趣，实在要吃的话就换换口味，到大餐厅吃吃生猛海鲜倒是不错。春节出行，最好全家坐飞机到海南去，或是来一次欧洲10日游。”

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也淡化了传统的春节文化。有年春节，我教儿子去给他爸爸拜年，只要求他说一句祝福的话，儿子不是很情愿，嘀咕了好一阵子，还是在喉咙里打转转说不出来。“压岁钱那么好要的嗦？”我说，“给长辈拜年必须行礼，不拜就坚决不给。”儿子勉强给爸爸妈妈行了个点头礼，抢过压岁钱就跑。

真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