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玩意儿五光十色 成都人接触到许多“洋派”
不可思议的镜匣子
更多的事情就让人倍感稀奇了。
最早让成都人领略照相术的,是光绪年间的吴焯夫。吴焯夫与平安桥天主堂司铎杜融(法国人)过往甚密,经过杜融的介绍,在上海学得照相、石印技术,于是带回照相机和手摇小石机,于光绪九年(1883年)在桂王桥开办了一楼一底的“涤雪斋”照相馆。后来在华兴街又有了“有容”照相馆,是广东人梁笑山办的。上世纪初,梁笑山买了一部八寸木制三脚架相机,用背篼背着来到成都。到了后来成都照相馆竟不下数十家。照相术让人弄不明白,何以一具镜匣子,能把不同影子,连一缕头发之细都逼真地照下来?所以老成都就有了一种说法,照相是把人的元神摄到纸上,照相之后,不死也要害场大病。可毕竟还是有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照相之后既没有死又没害病,看客们遂胆大起来。那时的照片是黑白的,初尝照相甜头的人却已不满足了,还要在照片上着色。着色最佳的就是吴焯夫的照相楼。起初接受照相术的成都人,“镜头感”较差是自然的,于是就留下了表情呆滞、略嫌造作的老照片。对于今人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
街上不准喂猪
数度东渡日本的周孝怀出任四川巡警道和劝业道后,力主新政,成都风气为之一变,成都人见到了更多的“洋派”。《成都通览》记载的警察之“善政”,有“街道无渣滓无死鼠死猫,街边尿缸一律填平,各街茅房(即厕所)改良尽善,病猪肉不准入城,旅栈添窗通空气,认真大修理阴沟,井边不准淘米洗衣,染房臭水不准乱倾,街上不准喂猪”等。巡警道之所为颇像一个市政府,在成都建立了一些新秩序,这对于大乡场似的老成都来说,规矩未免过多。但过后人们却感受到规矩的好处。更重要的是,新的规矩是更接近都市文明的。及至周孝怀出任劝业道后,成都人更是眼界大开:在城市里原来是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
周孝怀最著名的业绩是令成都人津津乐道的“娼”“场”“唱”“厂”。“娼”,治理娼家,对妓女实行分类管理;“场”,兴建成都近代第一个商业中心商业场;“厂”,倡办乞丐厂、纱厂、造纸厂等实业;“唱”,改良戏曲和兴建戏园。成都由此开始,有了一点近代城市化的意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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