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您现在是公认的巴蜀文化专家，到处讲老成都，讲川菜，有人喊您袁教授了。

　　袁：喊教授都是“歪”的，我没有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过，这辈子连正高职称都没有过。我是业余学者，业余研究一辈子，从1981年出第一本书《张献忠传论》，大大小小的书出了37本，其中写巴蜀文化成都文化的有15种。

　　记：您一直醉心于成都文化的研究，这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袁：就因为兴趣，从1957年考上四川大学来到成都，又娶了成都姑娘，我老伴张兆美，我成了一个地道的成都人。说白了，我是成都女婿，深爱这个城市。我爱成都，既出于情感，更出于理智。去年出版的《成都街巷志》，花了我5年心血，描述了老成都500多条街巷、桥、河的来龙去脉和这些街巷中的人文历史。我这个老头子八方去跑资料，搜集老照片，填补了成都一个空白。不是我卖老，今后年轻人就是想做这件事也做不了了。

　　记：为什么？

　　袁：他对老成都完全没有印象。流沙河老师就说：今后的年轻人想找一个老成都问点什么，老头都死完了（笑）。

　　建个开放的人才资料库

　　记：剖析您的经历很典型，它说明一些什么问题？

　　袁：说明我们缺人才，搞我这一行的，没有形成老中青的合理梯队，中青年后备力量严重不足。不光我这一行，其他领域也是如此。比如川剧，魏明伦已经不写了，还剩一个徐棻，比我年龄还大，我们有没有一个中年写川剧的强手？文学领域还有一个阿来，麦家到杭州了，杨红樱长期住北京。音乐、舞蹈、话剧也一样，我们原创的作品有多少？成都文化人才不容乐观，现在成都提出“文化强市”，我认为关键是创新文化体制机制，广纳人才，加快后继人才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