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塌桥事故追问：运费涨了三四倍 货车​不超载就亏本？

不超载就亏本？

2004年，时任原交通部部长的张春贤在一次讲话中说，当时的道路超载极为普遍，“严重的地区，几乎所有的货运车辆都存在程度不同的超限超载行为，汽车装得比火车皮还要多。”他表示2000年以来，有关部门和地方先后开展了一系列治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超限超载涉及面广，治理难度大，加之利益驱动，特别是源头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使超限超载成为一个“顽症”，有“愈演愈烈”之势。

长期以来，交通运输部门负责依据车辆轴荷和路桥承载能力进行超限管理，公安部门负责按照行驶证标注载质量进行超载管理，标准不统一。直至2016年“史上最严治超新政”发布。

源头问题成为“新政”关注的焦点。

首先是“百吨王”的源头。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吴德金在政策解读中表示，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一些货运经营者在购置车辆时，往往选择马力大、装载多的货车。而一些汽车制造业和改装企业为了打开销路，迎合购车者的逐利心理，随意生产、改装大吨位、车轴小的重型车，伪造型号和技术数据，甚至对同一车型任意提供产品合格证等手段，以谋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

“新政”提出规范机动车产品许可与认证、特殊车辆出厂检验、委托改装、产品一致性评价、违规生产责任追究等行为，加强货车登记和检验，对不符合标准、与产品公告不一致的车辆，不得予以注册登记，对检验不合格的车辆，不得出具检验合格报告。

超载货物的源头也值得关注。王金伍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北方某市盛产钢材，为了压低当地钢材企业的运输成本，当地政府对运送钢材车辆的超限超载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他们放上路，后面就不好治了，钢材不像其他货物方便卸货，很可能卸下来就成了废品。”

吴德金表示，控制不住源头，仅靠路面执法，无法从根本上治理违法超限超载。要重点加强矿山、水泥厂、港口、物流园区等货物集散地排查，确定重点货运源头单位，报地方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引导货运源头单位安装使用称重设备，采取执法人员驻点、巡查、视频监控等方式，加强重点货运源头单位货物装载工作的监管，从源头杜绝超限超载车辆上路行驶；清理取缔公路沿线的非法煤场、砂石料场及其他货物分装站场，杜绝货车中途加载。

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9年6月，我国载货汽车保有量达2694万辆。2019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载货汽车达175万辆，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3万辆，再创历史新高。

2018年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No.1——卡车司机的群体特征与劳动过程》显示，利润动机是超限超载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运费通常是以里程和货物重量计算，所以载重量越大，收入就会越高。特别是近几年运价低迷，运输成本却一直走高，甚至出现了“货车不超载就亏本”的现象，这使很多卡车司机不惜冒险。

“但不超载就不挣钱是没有道理的，超限超载治理不严，无法保证公正公平的环境，所以市场就乱，部分货车司机、车主追求最大利益，这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王金伍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王金伍所在的西峡县是河南省的运输大县，这里的司机常常开着6轴的重载货车，把大量的煤炭从内蒙古、陕西运到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省份。

王金伍回忆，以前超限超载治理不严时，当地司机往往会买13米长的挂车，有的人还会去加长，接到17米。车身长的目的当然是多拉煤，“那时候都是拉60-80吨，多少超一点” 。

2008年，王金伍在买新车时率先买了11米的挂车，县里的同行不太理解。次年，陕西省颁布了《陕西省治理公路超限运输办法》，开展强力治超。“高速收费站出入口有地磅，超限超载车辆不允许驶入，如果驶出时超载，则会加收惩罚性收费；国道也有超限检测站，拦住以后，不仅要卸货还得重罚。”

“大家都不能超载。我的车自重14吨，他们的车自重16吨，我比他们每次多拉1.5吨煤，一趟就能多挣300元，够司机路上吃饭。一个月我跑15趟，能多挣几千元。”王金伍笑着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没过多久，同行们也纷纷把加装的车体切割掉，开起了标载车，“大家都在算这个经济账。”

2009年，陕西省颁布了《陕西省治理公路超限运输办法》和《关于贯彻<陕西省治理公路超限运输办法>的实施意见》，对车货总重超限500公斤以上的，运输可卸载货物的车辆，必须先卸载消除超限违法行为，再按规定标准进行罚款。在高速公路上实行计重收费，对超限车辆进行惩罚性收费，对未实行计重收费的路段，收取公路补偿费。在高速公路入口对超限车辆实施劝返，将其移交邻近的干线及农村公路治超站处理。

“超了就过不去，要卸货罚款，司机们近几年也形成了习惯，往陕西去就不超了。”李红伟说。在王金伍的印象中，那时的运价也有所上涨，“治理前140元/吨，治理后能达到170元/吨。这说明之前建立在超载基础上的运价是不合理的。”

在他看来，治超最重要的是严格执法，一是要坚决按规定卸货，二是对超限车辆进行劝返，“不让他们上路，从源头治理住。”

因为这一系列严格的治超措施，2012年，李红伟卖掉了自己的“百吨王”。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刘言 来源：中国青年报